作者:华罗庚

作者简介:华罗庚(1910.11.12—1985.6.12), 出生于江苏常州金坛区,祖籍江苏丹阳。数学家,中国科学院院士,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,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,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。中国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。他是中国解析数论、矩阵几何学、典型群、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,并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。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有“华氏定理”、“华氏不等式”、“华—王方法”等。


今天,我就给在座的好多先后同学谈谈我的经历,也就是我的学历。我的经历,或者说我的学历,讲起来也简单,也不简单,说简单,就是三个字:靠自学。说不简单,就是一生中,遭受过许多次“劫难”。
现在,我们大家称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一场浩劫。

如果从“劫”字谈起,那么我这一辈子碰到过三“劫”,我准备讲一讲我怎么度过这三场“劫数”的。这样,同学们也可以对比一下,把现在的环境,同我从前的那个环境对比,看哪个环境更有利于我们的发展,如果今天的环境确实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环境好,大家就可以更有信心地走到前面去。这就是我讲话的目的,我不是要在这儿宣扬自己,而是把我的经历给同学们作借鉴。

先说第一“劫”。这一“劫”就是从我们这所学校开始的。你们现在叫金坛县中了,我们当时叫金坛初中,最高班是初中三年级。在国外有时人家问我什么学历,我说,我的最高学历就是初三,金坛县初中毕业。人家问我有什么文凭,我说,我有一张文凭,就是初中毕业的文凭,除此之外,没有了。一直到1980年才发生了一个变化,法国给我荣誉博士证书,现在总算有头衔了,以往都没有。我初中毕业是多少岁呢?我只有十五岁。后来,又到上海进了一年职业学校。尽管那个学校给了我免交学费,不过还是交不起饭费,后来只好回家呆着。我的家,就在大桥那边,现在叫南新桥,从前叫大桥。我就住在桥东。在家怎么办呢?要是现在的话,没有机会上正规学校,也许有许多其他求学的机会,像电视大学啊,函授大学啊,我们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个方便,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图书馆,我只有一本大代数,一本解析几何,还有一本很薄的五十页的微积分,我就啃这么几本书。那时候,这当然也不知道有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,只感觉我们应该为国家出一点力,争一点光。我就这样开始钻研学问了。

也许有人要说这是笑话,念了几年书就谈钻研了。那不是笑话!钻研并不是迷信,并不一定大学毕业才能钻研,也不是非有齐全的条件不可。实际上,真正肯钻研的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钻研。这是大约1925~1926年的事情。

我记得,后来大约在十八、九岁的时候,我又有机会回到这个学校里来了。到这个学校做什么呢?当会计兼事务。那时我的老师王维克,预备提拔我一下,预备搞一个初中一年级补习班,让我去教书。但刚有一个计划,不幸我的母亲在那年死了,我也生了重病,我病在床上六个月,腿就坏了。要是在今天,我的腿是不该坏的。现在都知道,如果生病睡在床上睡久了,不翻身会发生组织坏死,所以不管疼不疼要翻几个身,那个时候我们既请不起医生,也没有哪一个人告诉我这个常识,所以病后起来,就不会走路了。本来嘛,不生病,身体好,还可以多参加一点体力劳动,挣碗饭吃,要是我的腿坏了。我们家里原不宽裕,我一生病,那就更穷了。亏得那位王维克老师,在我身体好些后,还是让我参加工作,让我在那个补习班教了一个月的书。但结果有人告了一状,说什么王维克校长任用不合格教员华罗庚。王维克校长是法国留学生,做初中校长,未免委屈,他一听有人告状,就不干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也几乎没有办法了。继任的校长叫韩大受,他说,旁人上任要带会计来,我不带,就让你干,不过书万万不能教了,因为前任校长就是为了你任课而被告了一状的。这样,我总算当了一个会计。有了一点办法,我就继续钻研下去。不久,清华大学找我去任职,那大约是1931 年。到了清华,他们碰到一个困难:怎么安排我的工作?这是个麻烦,因为要在清华大学当个助教,应当有大学毕业的资格,否则又是不合格的教员,后来,清华大学安排我当数学系助理。所谓助理,就是管管图书,管管公文,打打字,办点杂事。助理已经很不错了,我继续抓紧学习,过了一年半,他们让我教微积分。这一关是非常难过的,为什么呢?因为没资格啊!清华大学的教授为此特别开会通过,让我教微积分。这等于说,清华大学承认我了,我可以抵得上大学毕业了。从初中毕业到当大学教师,我前后大约用了六年半时间,通常初中到大学毕业要用八年。从这一点同学们可以看到,学习要自己努力,努力就可以很快上去。

到1936年,我就到英国去了。1938年我从英国回来,因为那时候抗战了,有好多事情要做。回来后,清华大学就让我直接当教授了。从助教到教授,前后又是七年。现在有的人,身在研究机关,自己是大学毕业生,环境很好,又有书,又有杂志,又有导师,更重要的还有党的领导,但就是对赶世界先进水平没有信心。要知道,到2000年还有二十年啊,能不能赶得上呢?从我人生经历里面,同学们可以算一笔帐,只要有一点简单的算术知识,就可以得出解答。

以上是我早年碰到的困难。同学们可以想一想,在旧社会,又没有书,又没有钱,又没有老师,甚至没有灯光,电灯黄黄的,一点儿光,看不清。今天,在党的关怀之下,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,我请同学们对比一下,一方面要珍惜现在的环境,另一方面要加强信心。

现在,再讲我生平第二“劫”。抗日战争期间,我从英国回来,当时后方条件很差,回到昆明以后,吃不饱,饿不死。那个时候,有句话叫“教授教授,越教越瘦”。记得有这么个故事:教授在前面走,要饭的在后面跟,跟了一条街,前面那个教授实在没有钱,回头说:“我是教授!”那个要饭的就跑掉了,因为连他们也知道,教授身上是没有钱的。

在那个时候,日本人封锁我们,国外的资料,甚至杂志之类都看不到,不但封锁,而且还轰炸。在那种困境之中,许多教授不得不改行了,有的还被迫做买卖了,他们跑仰光,去买点东西到昆明来卖。我住在昆明乡下,我住的房子是小楼上的厢房,下面养猪、马、牛,晚上牛在柱子上擦痒,楼板就跟着摇晃。没有电灯,就找了一个油灯使用。油灯是什么样的呢?就是一个香烟筒,放个油盏,那儿没有灯草,就摘一点棉花做灯芯。就是在这种微弱的灯光下,我从1940年到1942年完成了我的《堆垒素数论》,后来又跨到了矩阵几何。

抗战胜利后,我到美国去了,当上了“洋教授”。我当“洋教授”也比较困难。别人是又有博士头衔,又有大学毕业证书,我却都没有。在这种情况之下,人家还是让我当了教授。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,第二次在昆明的艰苦环境里,由于坚持不懈,有了成果,人家还是不得不承认的。

第三“劫”,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,我是“臭老九”,当然不能幸免。1980年,外国又来邀请我去讲学。有的朋友很关心,也有点担忧,他们说,这次华罗庚出国,可能要摔跌,可能要露底了。为什么呢?因为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我图书馆也不能进,十几年不上图书馆了,还能不落后吗?不但如此,大家都知道,那时候,我一方面是各处跑,搞统筹优选,是很忙的。但是,他们不知道我有一个上算的地方,就是“外通里国”。什么叫外通里国?就是外国知道我的名字,有书出版就寄一点给我。这样,我不通过图书馆,也可以知道一些国际行情。而且,他们不了解,我始终没有放弃理论研究。那时候,我身体还很好,白天紧张地搞优选法,有时上午跑四个厂,下午跑三、四个厂,一天跑七,八个厂。尽管这样,紧张,我没有放松理论研究。我的理论研究是晚上进行的。做我的助手也不容易,说不定晚上一点钟、二点钟被叫醒,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怎么搞。所以他们是很辛苦的。不过那个时候搞了理论研究还不敢说。因为如果哪一天我们暴露出来,等一会就要说:你看这个华罗庚,用统筹优选作幌子,他实际上念念不忘半夜搞他的理论研究。

不过,我们刚出国的时候,心里终究也不很踏实。为什么呢?因为十几年中虽然是搞了一些理论研究,但毕竟遭到了损失,许多手稿也没的抄了,偷的偷了,而且研究成果大部分没有写下来,或者只写了一点草稿,在脑子里像散沙一样,像乱麻一样。如果出国以后,立刻叫我上台讲演的话,我还真有点担心,亏得去了之后开了两个学术性会议,会议后刚好暑假到了,有三个月时间。我们就利用这三个月时间,把研究成果部分整理了一下,整理好之后,我给了他们一个单子,单子提了十个方面。一般讲演,提出几个专题就够了,拿自己最擅长的专题就够了。可是我们提了十个方面。这是什么意思呢?是不是要在外界人面前炫耀一下,表示学问广、精、深,数学十个方面都可以讲?这不是我的想法。我的想法是,到一个地方去,与其讲我自己所长的,不如讲我自己所短的。讲自己所长的好不好?我在这儿跟同学们讲一下哥德巴赫问题好不好?好,为什么呢?大家都听不懂,一定是有学问的。可我自己有收获没有?我自己没有,得不到东西。所以我的想法是,提出十个方面来,好让人家自由选择。让他们选,他们一般都是选他们最好的东西,最拿手的东西。好,我就到你那儿讲你们拿手的东西。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,切忌班门弄斧。可是我的看法是反过来的:弄斧必到班门!你要耍斧头就要敢到鲁班那儿去耍。在旁人面前耍,欺负人家干啥?你到鲁班面前耍一耍,如果他说你有缺点,一指点,我下回就好一点了;他如果点点头,说明我们的工作就有相当成绩。俗话说,下棋找高手。找一个比我差的人,天天在那里赢他的棋,赢得每天哈哈大笑好不好?好是好,但你的水平提不高。如果你找高手下棋,每一次都输给他,输这么半年下来,你的棋艺能够没有进步吗?所以我主张弄斧到班门,下棋找高手。

这一次,我跑了四个国家,好几十个城市,做了好多次报告。反映怎么样呢?我给跟我出去的同志说:你们向上面汇报,第一,大家给我讲的好话,你少吹点,如果要说一点的话,最好是有书面根据的。为什么呢?因为虽然外国人对学问还是很严肃的,不瞎吹瞎捧别人,不过我们也不得不防备一点,因为我这个七十岁的老头儿到那里去,人家大多是我的学生辈,你又是借了新中国的威信,又是科学院的副院长,人家捧一两句会不会呀?我想是会的。所以,我们情愿估计我们的差距比人家大一点,而不要估计我们比人家好。我们经常说,我们的文章达到了世界水平,可能某篇文章达到了世界水平,可整个加起来呐,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。因为差距是指面上的差距,不是说我们有几个个别的人,他的数学很好,或者他的某一门科学很好,我们中国的科学就很好了。我们是一个面上的差距,是整个的差距。所以领导上再三强调,要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。实际真正的水平是整个民族科学文化的水平。当然也不排斥我们有若干个特殊的人先搞好,搞得好。这次我在国外,也同国内一样,“人民来信”多得很。我只想给大家念一封信,有一位美国的学者,在荷兰听了我的报告,他是这样写的:“您在安呐本的演讲,是真正令人赞叹不已的。您向大家证明了,好的学者即使在最恶劣的逆境中,仍然可以做出出色的成绩,您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安逸和稳定环境中的人们,只能感到羞愧。”这个人我不认识他,他给我写了这封信。这说明了什么呢?说明即使是像“文化大革命”这样的浩劫;也不能把我国人民压倒。由于我们能够坚持工作,结果还是做出了成果,这个成果还得到世界上学者的承认。而现在是“四害”除掉了,我们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过了,同学们想一想,现在环境这样好,我们应该不应该有信心呐?我想,你们是会作出叫人欣慰的回答的。

那么,我们是不是还会有困难呢?困难肯定有的。不过,现在看起来,就是有困难,也决不会比从前我们遇到的困难更严酷。就是再有困难,我们还是可以克服的。我们应该有勇气,有志气。对我个人讲,是不是还会有困难呢?当然是会有困难的。除了其他困难,眼前就面对着:自己有成果了,满足于现在的成果,甚至骄傲自满;国外有名声了,国内也有了,我可以歇口气了,可以不要学习了,而且我这个人年纪大了,就指导指导人家搞研究,自己少吃点苦呢。如果这样想,那就是一个危险,这是自己造成的困难。比如,今天我在这里跟同学们见面,以老同学的资格给大家谈自己的经历,就很容易产生满足的思想。所以我要警惕。满足的思想是不能有的。因为学问是没有止境的。科学是实事求是的,是精益求精的。科学每前进一步,都需要付出更加大的劳动。我顺便在这儿给同学们把自己的思想暴露一下,讲了之后,对我自己可能有好处的。

我为了经常提醒自己,给自己写了几句话,叫“树老怕空,人老怕松。不空不松,从严以终。”像我这样的年龄,是很容易“松”下来的。当然,并不是说年纪轻的人就不会松呀!年轻人如果要松起来,对不起,我就要以老学长的资格打他的手心啦!总之,搞科学,做学问,要“不空不松,从严以终。”要很严格地搞一辈子工作,为人民服务一辈子。我常常对自己说:以前三次浩劫,都没有把我打垮,说不定很可能最后从我自己的思想上,在已经有收获的时候,自己打垮了自己。我一定要警惕。

现在的学习环境和条件,比我从前碰到的情况好多了。我走的是自学的道路。自学嘛,就得靠自己勤奋努力。有的同志要我谈谈这方面的体会。很系统的一下子讲不出,我想:一、自学最起码的一条要踏实,从自己水平出发,不要好高鹜远;二、自学要有周密的计划,要经常检查;三、在自学过程中要多想多练;四、要以长期性、艰苦性克服自学中遇到的困难。要知难而进,锲而不舍。我曾定过这样四句话:“埋头苦干是第一,发白才知智叟呆。勤能补拙是良训,一分辛苦一分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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